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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立波案:领略美国的程序正义


原创: 陈正   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

最近,周立波案让我们再一次见识了美国的程序正义。

公平正义是法律永恒的追求,简单而言,实现正义的过程是程序正义,获得正义的结果是实体正义。

这些看起来很哲学,举个例子会更加通俗易懂:养鸡下蛋是蛋,偷鸡下蛋也是蛋,或许两种鸡蛋本身没有差别,但是偷鸡是非法的,因此偷鸡下的蛋也是非法的。

当我们贫穷的时候,会不顾偷鸡的非法性,而认为偷鸡下蛋也是可以吃的,这是实体大于程序的实用主义。当我们富裕的时候,会在意偷鸡的非法性,而认为偷鸡下蛋是不可以吃的,这是程序大于实体的理性主义。

然而,司法的过程要比母鸡下蛋复杂得多。即使母鸡是非法的,但仍能保证鸡蛋是合格的,一旦司法的程序违法,却很难保证案件结果的真实。

警察的职责是打击犯罪,在他们的思维定势里,有罪推定的成分更多。他们会勤勉地搜集证据、指控犯罪,合法的手段当然会用,非法的手段偶尔也会用,极少数甚至会偷偷搞点刑讯逼供、栽赃陷害。

权力天然是任性的,想要制约权力,就必须找到症结、釜底抽薪。你们不是要指控犯罪吗?那我们就制定非法证据排除的游戏规则,让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无效,这样就会让你们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当然,非法证据排除也会让一些真正的罪犯因警察的“失误”而逃脱法网、逍遥法外,但这也是程序正义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
周立波案,因警察拦车和搜车程序不合法,导致获得的枪支、毒品的来源不合法,即使这些罪证是非常客观的,但也不得不被排除。丧失了这些基本证据,要指控周立波非法持有枪支、毒品,这几乎是不可实现的“神话”。单从程序正义来看,周立波自然是无罪的。

对于被告人而言,沉默权和辩护权是“脱罪”的两大“法宝”。如果说沉默是消极的不认罪,那么辩护就是积极的不认罪。某种程度而言,程序正义就是保障和“鼓励”被告人不认罪。于是,为了获得被告人的认罪,从而减轻警察和检察官的指控难度,美国又制定了辩诉交易的游戏规则,我们熟悉的版本是“坦白从宽”。拿沉默权、辩护权和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来做交易,认罪认罚从而获得从轻从宽的判决,这同样也是程序正义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
“你有权保持沉默”,我们耳熟能详。撬开嫌疑人的嘴巴是最简单的破案方法,所以口供中心主义历久弥新、顽疾难除。

周立波案最大的疑问在于,涉案枪支和毒品的来源,对此,周立波三缄其口,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所谓的“清口”,更重要的是他享有沉默的权利。

如此,周立波在宣判之后,还能乖巧地说“枪毒怎么会到周立波包里的,请听下回分解”。确实,周立波没有义务告诉法庭枪毒的来源,这或将成为永远的谜底。

至于辩护权,很多时候要依靠律师来发挥作用,毕竟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周立波聘请了三任律师,从可能重罪,到可以轻罪认罚,再到无罪,律师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当然,律师的水平会参差不齐,大律师的收费也会水涨船高。

周立波无罪,有人说是美国法律厉害,也有人说是美国律师厉害,其实归根到底是美国辩护权的强大。如果没有辩护权作为坚强后盾,任你律师水平再好,在法庭上也无用武之地,任你死磕也是白磕。

程序正义最大的代价,或许是公众最朴素的正义感。不光警察习惯有罪推定,很多时候,公众的有罪推定感反而更加强烈。公众没有直接参与司法的过程,更容易忽视程序正义的价值。即使法庭宣告周立波无罪,但无论在美国,还是在国内,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周立波是有罪的。甚至有人会认为,美国的法律出了问题,有钱人可以请大律师、可以逍遥法外,法律还有什么正义可言?

其实,对于程序正义的代价,公众应保持宽容的态度,要容忍法律偶尔的“不公正”。

换位思考,如果我们是下一个周立波,我们还会认为法律是不公正的吗?很多时候,牺牲程序公正换来的实体公正,其实根本就是不公正。

近些年来,许多冤假错案得到平反,值得反思的是,这些案件在判决当时都有拿程序公正换实体公正的影子。更需要警惕的是,我们今天为冤假错案的平反而欢呼鼓舞,当年是否也曾为冤假错案的判决而推波助澜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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