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： 陈正 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
最近，周立波案让我们再一次见识了美国的程序正义。
公平正义是法律永恒的追求，简单而言，实现正义的过程是程序正义，获得正义的结果是实体正义。
这些看起来很哲学，举个例子会更加通俗易懂：养鸡下蛋是蛋，偷鸡下蛋也是蛋，或许两种鸡蛋本身没有差别，但是偷鸡是非法的，因此偷鸡下的蛋也是非法的。
当我们贫穷的时候，会不顾偷鸡的非法性，而认为偷鸡下蛋也是可以吃的，这是实体大于程序的实用主义。当我们富裕的时候，会在意偷鸡的非法性，而认为偷鸡下蛋是不可以吃的，这是程序大于实体的理性主义。
然而，司法的过程要比母鸡下蛋复杂得多。即使母鸡是非法的，但仍能保证鸡蛋是合格的，一旦司法的程序违法，却很难保证案件结果的真实。
警察的职责是打击犯罪，在他们的思维定势里，有罪推定的成分更多。他们会勤勉地搜集证据、指控犯罪，合法的手段当然会用，非法的手段偶尔也会用，极少数甚至会偷偷搞点刑讯逼供、栽赃陷害。
权力天然是任性的，想要制约权力，就必须找到症结、釜底抽薪。你们不是要指控犯罪吗？那我们就制定非法证据排除的游戏规则，让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无效，这样就会让你们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当然，非法证据排除也会让一些真正的罪犯因警察的“失误”而逃脱法网、逍遥法外，但这也是程序正义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周立波案，因警察拦车和搜车程序不合法，导致获得的枪支、毒品的来源不合法，即使这些罪证是非常客观的，但也不得不被排除。丧失了这些基本证据，要指控周立波非法持有枪支、毒品，这几乎是不可实现的“神话”。单从程序正义来看，周立波自然是无罪的。
对于被告人而言，沉默权和辩护权是“脱罪”的两大“法宝”。如果说沉默是消极的不认罪，那么辩护就是积极的不认罪。某种程度而言，程序正义就是保障和“鼓励”被告人不认罪。于是，为了获得被告人的认罪，从而减轻警察和检察官的指控难度，美国又制定了辩诉交易的游戏规则，我们熟悉的版本是“坦白从宽”。拿沉默权、辩护权和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来做交易，认罪认罚从而获得从轻从宽的判决，这同样也是程序正义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“你有权保持沉默”，我们耳熟能详。撬开嫌疑人的嘴巴是最简单的破案方法，所以口供中心主义历久弥新、顽疾难除。
周立波案最大的疑问在于，涉案枪支和毒品的来源，对此，周立波三缄其口，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所谓的“清口”，更重要的是他享有沉默的权利。
如此，周立波在宣判之后，还能乖巧地说“枪毒怎么会到周立波包里的，请听下回分解”。确实，周立波没有义务告诉法庭枪毒的来源，这或将成为永远的谜底。
至于辩护权，很多时候要依靠律师来发挥作用，毕竟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周立波聘请了三任律师，从可能重罪，到可以轻罪认罚，再到无罪，律师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当然，律师的水平会参差不齐，大律师的收费也会水涨船高。
周立波无罪，有人说是美国法律厉害，也有人说是美国律师厉害，其实归根到底是美国辩护权的强大。如果没有辩护权作为坚强后盾，任你律师水平再好，在法庭上也无用武之地，任你死磕也是白磕。
程序正义最大的代价，或许是公众最朴素的正义感。不光警察习惯有罪推定，很多时候，公众的有罪推定感反而更加强烈。公众没有直接参与司法的过程，更容易忽视程序正义的价值。即使法庭宣告周立波无罪，但无论在美国，还是在国内，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周立波是有罪的。甚至有人会认为，美国的法律出了问题，有钱人可以请大律师、可以逍遥法外，法律还有什么正义可言？
其实，对于程序正义的代价，公众应保持宽容的态度，要容忍法律偶尔的“不公正”。
换位思考，如果我们是下一个周立波，我们还会认为法律是不公正的吗？很多时候，牺牲程序公正换来的实体公正，其实根本就是不公正。
近些年来，许多冤假错案得到平反，值得反思的是，这些案件在判决当时都有拿程序公正换实体公正的影子。更需要警惕的是，我们今天为冤假错案的平反而欢呼鼓舞，当年是否也曾为冤假错案的判决而推波助澜？
